第17章
汉明帝刘庄即位的第一年，他带领着满朝文武百官前往先帝的陵墓祭拜。在陵墓前，他们献上祭品，演奏祭祀的音乐。各郡国负责统计事务的官员，依次上报当地的粮食价格以及百姓生活的困苦情况，从那以后，这便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。等到后来汉灵帝的时候，蔡邕跟随皇帝前往陵墓祭祀。他看到祭祀时庄严的仪式，细细体会其中的深意，不禁感叹汉明帝极为孝顺且心怀恻隐，这种真情实在是难以改变，同时也意识到古代不进行墓祭的做法并非完美无缺。经过这件事，蔡邕对祭祀礼仪的理解变得更加通透了。
说到古代不进行墓祭，这里所说的“古代”，是从周朝的角度来讲的，指的大概是殷商时期的礼仪制度。孔子在看到自己父母合葬的防地的坟墓崩塌时，潸然泪下，说道：“古代的人是不修墓的。”这里他说的“古代”，同样也是指殷商时期的礼仪。孔子是殷商的后裔，他遵循殷商的礼仪，以此表示自己不忘本。然而，他会因坟墓崩塌而落泪，这也体现出了圣人的真实情感。殷商时期尊崇鬼神，重视神灵而轻视形体，注重祭祀死者的灵魂，把死者的体魄埋葬起来。所以他们通过声音来祈求神灵降临，让活人扮成死者接受祭祀，这是他们祭祀的一种方式。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，后来逐渐演变成像墨家提倡的薄葬之风。如果从打通阴阳两界、将生死视为一体的角度来看，人们经过坟墓时心生哀伤，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？
有人说，灵魂既然已经离开了躯体，躯体就不再是灵魂所在之处，所以坟墓也就没什么可在意的了，还说灵魂之气无处不在。既然灵魂之气无处不在，那为什么唯独坟墓就不是灵魂所在之处呢？在庙堂举行祭祀仪式，在室内侍奉代表死者受祭的“尸”，在宗庙门内的祭祀场所“祊（bēng）”进行祭祀，孝子寻找亲人的神灵，并没有固定的地方，那么坟墓为什么就不能是亲人神灵所在之处呢？人刚去世时设置的“重”，是用瓦缶制作的；举行虞祭之后制作的神主牌位，是用桑木或栗木制成的。土木制成的东西与人相比，既不相似又不亲近，可孝子却像侍奉父母一样侍奉它们，因为他们认为神灵必定会依附在有形的物体上，不愿离去。难道说埋葬躯体的地方，还比不上瓦缶和桑栗木做的神主牌位吗？坟墓，是埋葬躯体的地方；子孙，是躯体延续的后代。如果认为躯体埋葬的地方不是与祖先灵魂相关的地方，那么子孙也与祖先无关了；如果认为躯体埋葬之处是祖先身体的遗留，那么子孙同样也是祖先身体的延续。按照侍奉“尸”的礼仪，因为子孙是祖先躯体的延续，所以要像祖先还活着一样侍奉他们，可却要把祖先的躯体埋葬在腐朽的土壤里而不管不顾吗？世间万物都各依其类，如果找不到其真实所在，就可以按照类别去寻找。形体与灵魂、魂与魄，相互依存，直至人去世。那么如果灵魂有所依托，无疑也不会离开躯体埋葬的地方，这是很明显的道理。
孝心，源自为人子女的内心；神灵的降临，是因为人的思念。经过坟墓时产生哀伤之情，这是孝心在心中萌生，而神灵似乎也在这里因这份思念而显灵。况且，对于父母的身体，做子女的在他们寒冷时为其取暖，炎热时为其消暑，生病或身体不舒服时为他们按摩抓痒，一生都悉心照料。可一旦父母去世，就把他们的身体埋在土里，还说有更尊贵的灵魂存在，这种情感太过冷漠，这样的做法看似高尚，实则不切实际。庄子和墨子，都曾提倡过类似的观念，可这却伤害了人天生的恻隐之心。就算这是殷商时期的做法，可如果我们不是殷商后人，又为什么要效仿呢？孔子说：“如果有继承周朝制度的朝代，即使历经一百代，其礼仪制度也是可以推知的。”在礼仪制度中进行适当的增减，只要不损害仁义，那么百世之后，如果有圣明的君主兴起，前代的圣人也不能限制他的变革。所以说：“办丧事，与其仪式周全，不如内心真正哀伤。”拘泥于古代的礼仪来迎合，压抑自己的情感去遵循，这属于“仪式周全”这类；如果情感上实在不忍心，即使古代没有这样的做法，也一定要去做，这就是“内心哀伤”这类。那些坚守古代经典字句、一味效仿古人的人，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？
养老的制度，有根本和表面的区别，礼仪形式就是表面的东西。用礼仪形式来打动天下人的心，从而促使人们产生内在的本质，这样根本就能催生表面，表面又能庇护根本，就像树木枝叶繁茂，根基也会更加稳固。在学校举行养老礼，袒露左臂亲自宰杀牲畜，端着肉酱给老人送上，拿着酒杯请老人漱口，这些都是表面的礼仪。给百姓分配田地，教导他们种植庄稼、饲养家畜，让他们免于服劳役，使他们能吃饱穿暖，从而可以赡养老人，这才是养老的根本。圣明的君主让百姓生活富足，使他们有粮食、美酒、丝绸、鸡和猪等，能够用来赡养老人。然而，君主又担心百姓因为生活安逸温饱，就不再有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心思，于是在太学里举行养老的礼仪，君主亲自操劳，恭敬地向老人请教，以此来表示天子必定有尊崇的对象，年长者为天下人所敬重。这样做是为了激发百姓的孝心，让他们不敢凭借自己年轻力壮就遗弃老人，如此一来，表面的礼仪就能庇护根本，养老之道也会更加兴盛。
汉明帝推行三老五更的礼仪，对李躬、桓荣恭敬赡养，礼仪做得十分周全。但在当时的天下，百姓真的能做到家家户户富足，都能穿上丝绸、吃上肉来奉养自己的父母吗？恐怕还没有吧。百姓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赡养老人，却只是注重礼仪形式，这样根本无法激发人们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品德，只不过是白白设置了这些不合情理的礼仪罢了。话虽如此，形式和本质是相辅相成的，根本和表面是相互扶持、共同繁茂的。如果因为天下百姓还没有富足，就无暇顾及礼仪的推行，一直等待，那么最终礼仪制度就会荒废。推行礼仪来感化天下人的心，同时也能让自己受到触动。在行礼时，弯腰鞠躬之间，看到这些礼仪形式，就会思考如何践行养老的本质。这样一来，君主的仁爱恩泽也会逐渐惠及百姓。汉明帝时期，国内没有贼寇侵扰，边疆也没有战事警报，他继承了光武帝留下的福泽，就如同从江里舀水、从火燧中取火一样轻松。所以说，用礼仪形式来滋养内在本质，用表面来庇护根本，不能说这些礼仪形式是毫无意义、不合情理的。但也有不合适的地方，《礼记》中说：“尊敬老人，是因为他们与父亲的角色相近。”因为与父亲角色相近所以尊敬老人，这是从对父亲的尊敬推及而来的。光武帝去世后，还不到一年，汉明帝就从容地举行养老礼，是不是太着急了呢？李躬和桓荣靠着几案接受供养，可此时汉明帝却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在父母的寝室门口侍奉用膳，心中难免悲痛。汉明帝和东平王刘苍都是还在服丧期间、心怀哀伤的人，东平王刘苍多次请求举行养老礼，汉明帝就立刻照做，这是不是太不恰当了呢？这就像是舍弃根本，只追求细枝末节。
汉明帝永平三年，任命左冯翊（今陕西大荔县一带）人郭丹为司徒。让郡守入朝担任三公，这是遵循西汉时期的制度，而且郭丹更是没有经过在京城内的升迁，就被迅速提拔。在那之后，牟融、鲍昱也都是从郡守的职位登上三公之位，可见当时对官员处理政务的能力是多么重视。这种做法，用来奖励郡守，促使他们努力治理地方，赋予他们重权，让他们安心任职，这是有好处的。但要是从选拔优秀三公的角度来看，就有比这更重要的因素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道理就像事物的纲领，天下是由各个郡国积累而成的。处理具体事务时，细节和纲领都要兼顾，不能有所遗漏；从道理层面统领全局时，抓住纲领就不必再细究细节，这就是郡守和三公在处理事务时详细和简略的差别。凭借郡守那种对琐碎事务都要仔细考察的能力，去辅佐君主治理国家、把握大政方针，就会因为过于琐碎而损害国家大事。
天下各地的政事不同，不同地方的人有着或刚强或柔顺的性格，这是由上天决定的；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，各地物产也不一样，这是由土地决定的。一个郡的治理方法和利弊，放到百里之外的地方，可能原本的好处就成了坏处，坏处反而成了好处。郡守治理地方，去除本郡的弊病，兴办有利的事情，百姓就会很高兴。但如果把这种方法直接推广到全国，就好比强迫居住在多山地区的人使用船，让水乡的人使用车，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，反而可能带来灾祸。所以说，即使郡守很贤能，也不能让他只在朝堂上高谈阔论，就去治理天下。更何况，有时候名声虽然有了，实际能力却不足。像黄霸这样贤能的人，还因为有凤凰、神雀降临的虚假祥瑞而被人诟病，更何况那些不如黄霸的人，怎么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呢？所以，早上还是郡守，晚上就成为三公，这样朝廷就缺少了从容、大气的治理氛围。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，过于注重形式和法令，会损害国家和平正直的福气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汉明帝虽然勤于处理官员事务，但在治理国家的大道上还有所欠缺，他的这种做法不能作为后世选拔宰相的方法。
宗均在九江郡任职时，下令拆除捕兽的栅栏和陷阱，结果九江郡的虎患就平息了，其中的原因很容易理解。人和老虎争斗，人本来就很难取胜。栅栏和陷阱，是人们用来和老虎争斗的工具，有人因为有这些工具就轻视与老虎相遇的危险，陷入危险却浑然不觉，这其实是让人和老虎同归于尽的做法。宗均下令说：“长江、淮河一带有猛兽，就如同北方有鸡和猪一样平常。”意思是说猛兽数量多，无法让它们消失。人们心里时刻想着有很多老虎，又不依赖那些工具，也就不会害怕，这样自然就能远离老虎的伤害。把这个道理推广开来，用来治理百姓中的奸邪之人也是可行的。
所以宗均谈论治理之道时说，那些只知道依照法律条文办事的官吏和所谓廉洁的官吏，都不足以制止奸邪之事。他把奸邪之人当作平常的存在，就像看待鸡和猪一样，这样奸邪之人反而会收敛，和天下人不再针锋相对，天下的纷争也就平息了。那些只知道依照法律条文办事的官吏，依靠法律条文和奸邪之人争斗，却往往无法取胜；廉洁的官吏自恃廉洁，不害怕奸邪之人，可奸邪之人却会用狡诈的手段伤害他们。正是因为这些官吏有所倚仗，才会认为奸邪之事不足为惧。抓住治理的大原则，简化繁琐的法令，那些奸魁和狡猾的小吏就无法到公堂之上兴风作浪，又怎么会危害百姓呢？宗均的治理理念可谓是深远宏大。刘先主刘备和诸葛武侯诸葛亮推崇申不害、韩非的法家思想，可蜀汉最终还是没能成就大业。包拯、海瑞对奸邪之事过于愤恨，相比之下，他们的做法就更不值得一提了。
楚王刘英起初信奉佛教，最后却因谋反的罪名自杀；笮融（zé róng）督促百姓大肆装饰寺庙来供奉佛像，自己却因抢劫掠夺，死在战乱之中；梁武帝萧衍多次舍身到寺庙，最终却因引发祸端、喜好杀伐而导致国家灭亡。这些邪说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们的内心，带来的灾祸竟是如此严重！
佛教以慈悲为宗旨，以寂静为根本，把贪婪、嗔怒、愚痴视为三大戒律。可刘英、笮融、梁武帝却生性好动、喜欢杀戮，心中的愤怒难以平息，被成败之事迷惑，从而招来灾祸，他们的行为似乎与佛教教义背道而驰，但灾祸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人的内心，不是被外在的行为所改变，而是被内在的情感和度量所左右。一旦情感和度量发生变化，就会引发相反的结果，在这方面受到约束，在其他方面就会彻底失控，一旦失控就无法挽回。佛教的教义，夸大其词，脱离实际，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扭转天地乾坤。那些研习佛法的人，内心变得狂妄自大，不再坚守道义和名分。而且佛教虽说慈悲，实际上却很残忍，它认为身体发肤可以舍弃，妻子儿女可以抛弃，君主和父亲也能不顾，对于那些情感上难以割舍的关系，要求人们果断断绝，这样一来，人们就会不顾一切地做出决断，毫无顾忌。
再者，佛教主张禁绝人的欲望，却不加区分。它认为哪怕是喝一口水、吃一口饭、穿一件衣服、睡一晚觉，只要有所贪恋，就都是贪染。可人们又不可能不穿衣吃饭，难免会被这些事物所累。既然如此，那又何必害怕无节制的贪婪呢？对欲望管束太严，人们就会觉得一举一动都受到束缚；一旦放松，又认为成败都一样，事理都没有阻碍，内心没有罪恶感，大恶也能化解，残暴叛逆的行为都如同梦幻泡影，一旦醒悟，就都归于虚无。所以学习佛教的人，很多都变得乖戾暴躁，只为了一时的快意。
一旦摆脱了束缚，他们就像在剑锋和虎吻之间自由自在地翱翔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境界。放下屠刀、走出妓院，就可以获得法身。对欲望过度压抑之后又放纵，这是必然的趋势。刘英有什么可害怕的，所以敢于谋反；笮融有什么可顾忌的，所以肆意掠夺；萧衍又有什么可忌惮的，所以接纳叛将、激怒邻国，把百姓推向战争的深渊。赵抃（biàn）、张九成、陆九渊没有走向邪恶的道路，那是他们的幸运；而王钦若、张商英、黄潜善，却已经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灾祸。
把王位让给他人的大义，伯夷和泰伯的事迹最为显著，子臧、季札也遵循这种做法，以此为高尚的节操，汉代有很多人效仿他们。丁鸿想要逃避封爵，鲍骏责备他说：“按照《春秋》的大义，不能因为家事而荒废国家大事。”这话确实有道理，但还没有说透。汉代的列侯，和商周时期的诸侯不一样。古代的诸侯，拥有自己的封国，统治封国的百姓，制定本国的治理制度，他们和天子的权力此消彼长，这是君主的职责。而汉代的列侯，只是依靠收取租税生活，不用守护宗庙和百姓，这是臣子的本分。君主制定道义，臣子遵循道义，臣子要遵循天子制定的道义，而不是自己能随意决定的。古代的诸侯，封国是从始祖那里继承来的，即使天子改朝换代，他们的封国依然存在。但汉代的列侯，封爵是天子赐予的，一旦天子失去天下，列侯就不能再拥有自己的封爵。封国不是他们能私自占有的，他们又怎么敢凭借自己的意愿，随意辞去天子赐予的爵位和俸禄呢？
况且，君子把王位让给他人，可不只是让出俸禄这么简单。叔齐很贤能，王季、文王品德高尚，所以伯夷、泰伯把能使国家安定、百姓安康、建立王业、制定治国方略的道德、功勋和名声都让了出来。至于俸禄，他们根本不屑一顾，又怎么能把非分所得当作对弟弟的爱护，从而玷污弟弟呢？丁鸿的弟弟丁盛很贤能，他不一定非要封侯，也能凭借自己的才能建立功名；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才能，那平平安安、吃饱穿暖度过一生也就行了。俸禄就像一箪饭、一碗汤一样，让出这点俸禄实在微不足道，接受的人也会感到羞愧，商周时期的道义，怎么能盲目地在后世效仿呢？读古人的书籍，想要学习其中的道理，却不根据时代的变化确立合适的道义，很少有不犯错的。孔子说：“把多余的财物分给你的邻里乡亲吧！”接受列侯的封爵，把俸禄分给弟弟，这样做才合适，封爵哪里是丁鸿能随意辞去的呢？
史书中有些夸张的言辞，世俗之人很羡慕，可君子是不会认同的。记载汉明帝时期，说百姓生活富足，“一石粮食只要三十钱”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国家的管理者可就失职了，百姓恐怕都要面临饿死的危机。
一个成年男子耕种土地，中等年景的收获，也就五十石粮食。古代的一斛，相当于现在的一石。辛苦劳作一年，才收获价值一千五百钱的粮食，而一家人的口分田租税、徭役费用，妻子儿女的吃饭问题，赡养老人、给家人治病、丧葬、婚嫁的费用，购买盐、奶酪和农具的钱，都要从这一千五百钱里出，这点收入根本无法维持生活，百姓还会愿意竭尽全力去耕种吗？所谓“一石米三十钱”，是全天下都这样呢，还是只是某个郡国偶然出现的情况，却被人夸张地传播开了？要是全天下都是这个价格，就应当平价收购粮食，充实边疆储备，抵御水旱灾害，而不能任由百姓浪费粮食。但实际上肯定不是全天下都这样，这边粮食价格极低，那边可能还贵得离谱。当政者应该想办法把粮食调配运输，使价格平衡，怎么能让粮食积压贬值、钱财却闲置无用，让百姓遭受这两种损失呢？
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不会让百姓手中的粮食过多，以免他们不重视粮食，导致农民地位日益低下。农民地位变低，游手好闲的人和商人就会越发骄纵。所以说：“粮食价格高会损害商业，粮食价格低会损害农业。”损害商业和损害农业，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粮食价格过低之后，必然会出现饿死的人。但在汉明帝时期，并没有听说百姓有饿死的情况，由此可知史书上的记载是夸大其词了。即便如此，肯定也有某些郡国出现过粮食价格极低的情况，所以说当政者在治理国家时没有把握好正确的方法。
广陵王刘荆、楚王刘英、淮阳王刘延，因为谋反的阴谋，有的被诛杀，有的被削去封国。这三位王爷确实狂妄悖逆，但看看北海王刘睦派中大夫入朝觐见皇帝的事，中大夫想要称赞刘睦贤能，刘睦却惊恐地说：“你这是害我啊！你就说我只喜欢沉迷于声色犬马，这才是真正对我好。”从这件事就能看出，汉明帝生性多疑、猜忌残忍，这也是导致三位王爷谋反的部分原因。
而且这三位王爷，并没有像吴王刘濞、济北王刘兴居那样公然兴兵作乱。朝廷既没有用仁德安抚他们，也没有好好教导他们，他们愚昧无知，内心惶恐不安，而奸邪之人趁机告发他们。谁又能知道当时的判罪供词，不是牵强附会、夸大其词的呢？楚王刘英谋反案爆发后，虞延因此自杀。虞延以舜对待弟弟象的宽厚之心期望汉明帝能宽容处理，他的心意十分深厚，却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寒朗说：“公卿们嘴上虽然不说，但抬头看着屋顶，私下里都在叹息。”由此可见，臣民们都为此感到寒心。那些王爷制作谶纬图书、进行不合礼制的祭祀，这些行为难道不能教导改正吗？却非要用“大逆不道”的罪名严惩他们。这样一来，其他王爷们就像刘睦说的那样，时刻战战兢兢，不敢做善事，连天性中的亲情都几乎断绝了。
西汉的灭亡，并不是刘姓宗室造成的；汉朝的复兴，却是刘姓宗室的功劳。可汉明帝却对自己的兄弟如此猜忌狠毒，毫不留情。听到刘睦的话，真让人忍不住为之流泪。汉明帝去世后，外戚势力再次膨胀，这也是有原因的啊！
班超在西域的所作所为，简直就像一场闹剧。他带着三十六个人就在西域各国横行无忌，想杀哪个国王就杀，想抓哪个国王就抓，从古至今，就算有奇智神勇的人，也很难做到这样。其实这些西域国家，土地狭小，兵力薄弱，国王愚昧，百姓人心涣散，就算没有多高的智慧和勇气，也能轻松控制他们。这些国家远在万里之外，国力孱弱，那些国王只不过是勉强称王，实际上还比不上中原地区一个小小的亭长。他们反叛，也不会增加匈奴的势力；他们归服，也不能彰显中原王朝的威严。班超却欺负这些弱小的国家，扰乱他们的安宁，还把这当作奇功炫耀。他这样做实在是没有仁爱之心，而如今还有人称赞他，这不是更容易让那些狂妄的人变得更加肆意妄为吗？这就好比挖开洞穴去攻打蝼蛄，跳进池塘去捕捉泥鳅和白鲦，还说自己“智慧超群、英勇无敌”，稍有见识的人早就会嘲笑这种行为了。
光武帝刘秀关闭玉门关，断绝与西域的往来，班固称赞他这是大德之举。班超是班固的弟弟，班固曾经读过他在西域时的往来书信，信中讲述了窦宪对班超的殷切期望，还羡慕班超在西域的远大谋略。由此可见，班超和班固在这件事上想法一致，并非意见不合。班固之前称赞光武帝的话还言犹在耳，可他却和弟弟相互吹捧，欺瞒皇帝，妄图获取功名。那些舞文弄墨、喜欢冒险的人，心思如此反复无常，实在是到了极点！班氏家族行事的阴险，从班彪（字叔皮）那时就已经如此，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家族中的女性，她们虽然能言善辩，但这样的才能，还不如没有呢。
更新时间：2025-03-13 20:30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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