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章
名义的重要性真是不可小觑，它扎根于人们的内心，就像尖锐的针芒和锋利的剑刃，在暗中刺痛着人。所以，名义能催生实际的行为，而道义并非外在之物。如果违背了这一点，身边哪怕有一点点的怀疑，都会让人内心先陷入纠结。当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，却没有可以信任的人，那必然身处险境；就算有可信之人，却始终不敢信任，最终也注定失败。吴王刘濞的太子曾劝谏他说：“大王您以谋反的名义起兵，这样的军队可不能轻易交给别人，因为别人也可能会背叛您。”刘濞因此怀疑田禄伯，没有派他沿着长江、淮河进军武关（今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东武关河的北岸 ），结果自己被困在下邑（今安徽砀山）。刘濞因为不信任田禄伯而导致失败，太子在这件事上难辞其咎。就算把军队交给田禄伯，田禄伯会不会谋反也很难说。这是两种都可能陷入困境的选择，而刘濞只是选择了看起来可疑性较小的做法。太子一直强调“大王以谋反为名，军队难以托付他人”。名不正言不顺，道义不存，只是凭借着愤怒和欲望行事，内心的那种尖锐的念头，就像芒刺一样，始终在心里挥之不去。所以，没有正当的名义和道义，却想在天下有所作为，就算是去攻打无道的人都难以取胜，更何况是犯上作乱呢？因此，喜欢怀疑自己的人必然会怀疑别人，相信别人的人首先是相信自己。如果自己不值得信任，别人也难以保证忠诚，怀疑别人会毁掉事业，信任别人可能又会引发灾祸。苻坚因为过于信任慕容垂而导致亡国，安庆绪因为轻信史思明而走向灭亡。吴王太子的话，实际上是天理显露的一个迹象，它能震慑那些心怀不轨的小人，让他们原形毕露，没有强大的根基，又怎么能强大起来呢！怎么能强大起来呢！
汉文帝临终前，告诫汉景帝说：“如果国家遇到危急情况，周亚夫可以担当领军作战的重任。”由此可见，汉文帝一直都没有忘记要遏制吴王刘濞的势力。之前赐给刘濞几案和手杖，是想消磨他的野心，等待他自行衰败，这可不是在开玩笑。心中有了依靠，就可以冷静地等待时机，不主动挑起祸端，即便到了不得不行动的时候，也有应对的办法。为人柔和却不会陷入软弱，这才是根本。晁错哪里懂得这个道理！面对危机，他无计可施，竟然请求皇帝亲自率军出征，自己留守后方，明明有周亚夫这样的人才可以依靠，他却不知道任用，最后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所以说，过于柔弱且玩忽懈怠，或者争强好胜却不懂得自强的方法，这两种情况虽然表现不同，但最终都会走向失败。
周亚夫向汉景帝请求把梁国舍弃给吴国，切断吴军的粮道，景帝同意了。后来梁国向周亚夫求救，周亚夫却置之不理，景帝下诏命令周亚夫救援梁国，他也拒不奉诏。从这件事，周亚夫的心思和汉景帝的心思都暴露无遗。周亚夫舍弃梁国，是想让吴国和梁国相互消耗，同时也削弱梁国的实力。在他看来，梁国的存亡对汉朝并没有太大的影响；而且现在的梁国，说不定日后就会像曾经的吴国、楚国一样成为威胁，所以让吴国削弱梁国，汉朝就能长久安宁。周亚夫正是因为摸透了景帝的心思，所以才敢不奉诏，并且不担心会被景帝怪罪。景帝下令让他救援梁国，也只是为了敷衍梁国，缓解太后的指责罢了，所以周亚夫不奉诏也不会被怀疑。
唉！汉景帝的心肠也太狠了，但追根溯源，这都是太后的私心造成的。景帝刚即位的时候，三十二岁，太子刘荣已经长大，可太后却想让景帝把皇位传给梁王。景帝说：“等我去世后就把皇位传给梁王。”这不过是为了试探太后的心意，随口说的话。窦婴直言反对，太后因此大怒，由此可见，景帝对梁王早就心存不满了。周亚夫舍弃梁国，不前去救援，想必是和景帝私下有约定。不然的话，自己的兄弟身处危境，皇帝下诏让人去救援，对方却不回应，还不被治罪，景帝怎么可能如此镇定、坚决地容忍这一切呢？后来太后越是偏袒梁王，景帝就越厌恶他，梁王能不像叔段、公子偃那样落得悲惨下场，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
所以说，兄弟之间的关系，不是父母能够随意干涉的。亲近的自然亲近，友爱的自然友爱，信任的自然信任，猜忌的自然猜忌。要让普通人之间不相互激化矛盾，让贤能的人能够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恩义，这样才能让子孙在平和、安稳的环境中成长，避免因隐藏的矛盾而相互倾轧。太后毕竟是妇人，她不明白这个道理，而作为君子，应该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啊！
国家如果没有贤能的人，就难以稳固，因为这样会导致伦理道德遭到破坏。韩安国向梁王哭着进谏，最终羊胜、公孙诡被处死；田叔把审讯梁王的供词全部烧毁，梁王的罪名得以消解。在国家、家庭和骨肉亲人之间践行诚信，原本危急的伦理道德就能转危为安；这就是汉朝的人才之所以远超后世的原因。邹阳看到梁王对羊胜、公孙诡的信任，就用自己的言辞来谋取私利，这不过是策士的小把戏罢了。他把关乎天性亲疏离合的权力交到后宫之人手中，邹阳的智谋和羊胜、公孙诡没什么两样；他还自认为聪明，却不知道这样做恰恰会引发祸乱。韩安国、田叔，他们坚守正道，保全了仁孝的大义，这可不是那些奸佞之人能够做到的。
法律严苛，但任用宽厚仁慈的官吏，百姓就会慎重对待犯法的事，很多人也能得到宽大处理。法律宽松，却任用严酷凶狠的官吏，百姓就会轻视犯法，无辜的人最终也难免遭受灾祸。汉景帝下诏规定，有关部门遇到难以决断的案件，要移交廷尉处理，如果廷尉审理后发现之前的判决不当，之前审理的官员也不算失职，这说明当时的法律是比较宽松的。然而，郅都、宁成先后担任中尉，他们这些残忍的小人利用法律，表面上法律宽松，实际上是让愚昧的百姓轻易陷入法网，就算侥幸能逃脱，最终也难以幸免。而且，审理不当却不被治罪，且不说把无罪的人判为有罪是多么残忍，就算多次把有罪的人判为无罪也不加以谴责，这就会纵容受贿的官吏徇私枉法，他们肆意施展淫威，被冤枉的百姓也无可奈何。于是，汉高祖刘邦的宽大政策被破坏，汉武帝的严酷之风开始兴起。在法律上严格执行，不容更改，百姓就会敬畏法律；任用官吏时秉持宽厚的原则，不崇尚杀戮，百姓就不会无辜死去。所以，古代先王乐于任用德高望重的人掌管刑狱，让他们严格执行统一的法律，就像天上的雷电彰显威严，地上的雨露滋润万物一样，这样才能符合天理，保护天下百姓！
汉朝规定，家中财产达到十万钱就可以为官，汉景帝把标准降低到四万钱，在钱财数量上斤斤计较，这样又怎么能改善社会风气呢？应劭说：“古代憎恶官吏贪污，认为人只有衣食富足了，才会懂得荣辱。家中财产满十万钱，才有资格做官。”应劭所说的“古代”，大概指的是秦朝的法律。选拔富人的子弟为官，认为他们家境富裕就不会贪污，害怕刑罚就会自我约束，这就好比因为害怕别人酗酒，却请喝醉的人来主持宴席，能行吗？富人可以做官，做官后又能变得更加富有，还能把官职传给子孙。这种做法破坏了廉耻观念，人们都追逐钱财，亲情变得淡薄，还会欺压贫苦弱小的人。只要有幸家中有钱，就能位居人上，这样一来，百姓不纷纷去抢夺财富才怪呢。如果不是秦始皇当政、商鞅主持变法，大概不会有人把这当作好办法。
唉！这种现象也是有根源的。世道混乱的时候，有人进献一条计策就能成为卿相，打一场胜仗就能获得封邑。所以，那些出身贫寒的人，不惜舍弃性命，在刀光剑影、生死边缘游走，只为了获取官职和封邑。这就好比饥饿的人得到食物，只顾着满足自己的贪欲，却忘了可能会被噎住。于是天下百姓深受其害，君主也感到厌烦，便想通过任用富人子弟为官来改变这种状况，认为这样总比之前的情况要好。然而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培养天下人的廉耻之心，非要用这种方式吗？纠正错误的方法比错误本身还要过分，这样一来，天下的正道就更难以伸张了。作为君子，应该分清人的品类，谨慎交友，远离那些投机钻营的卑鄙小人，让君主明白什么是重要的、什么是不重要的。怎么能让朝廷产生轻视贤能、忽略出身低微之人的想法，只看重财富，对富人子弟恭敬有加呢？
班固详细地描述了汉初的富庶景象。汉朝承接了六国之后的局面，天下统一，战争平息，官吏数量减少，祭祀、馈赠等活动也从简，驿站设置精简，天下的财富只需供养一位君主，以帝王之尊拥有天下的财富，粮食、布帛、财物等流通顺畅，关卡松弛，没有阻碍，国家上下富足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唉！后世的天下和汉朝时一样，可为什么还会为贫困而忧虑，君臣上下不停地争夺利益呢？班固探究其中的原因，认为富庶源于节俭。他说：“汉高祖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、乘车，用重税来限制、羞辱他们。汉惠帝、吕后虽然放宽了一些禁令，但商人的子孙仍然不能入朝为官。朝廷根据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用度，向百姓征收赋税。山川、园池、市井的租税，从天子到封君，都把这些收入作为私人的供养，不纳入国家的财政经费。”说得太对了！
尤其关键的是，要从抑制商人的骄横开始。商人的骄奢淫逸，坑害百姓，掠夺财富，这种现象从七国时期就开始了。七国各自为政，各有自己的领土，物资的盈余和短缺都因地域不同而不同，有些物品换个地方就无法发挥作用。当时战争频繁，兵器、旗帜等物资的需求很大；贿赂之风盛行，珍珠、玑珠、象牙、贝壳等奢侈品的使用也很频繁；各国供养游士，追求奢华的生活，宴席上的珍馐美味极其奢侈。再加上那些骄奢的君主，后宫的装饰越来越华丽，狗马、大雁、鹿等动物的服饰和各种奇珍异宝不断更新，而这些东西很多都不是本国所产。于是，商人们跨越国界，历经险阻，搜罗这些物品来满足需求。君主和大臣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还对商人屈尊相待，商人因此在天下肆无忌惮。所以，想要满足耳目之欲、追求一时之乐的人，最喜欢鼓励商人逐利；就连贫寒的士人，也依赖商人获得一些好处。商人日益尊贵荣耀，他们追逐利益，剥削百姓的衣食，表面上给予，实际上暗中索取，把天下的利益、天子的权力都拱手相让，这样一来，天下怎么能不贫困呢？而且商人致富不费吹灰之力，所以他们使用钱财也毫不吝啬，相互攀比奢华，浪费财物，使之化为灰烬。不对商人加以限制和羞辱，愚昧的百姓还以他们为荣耀，纷纷效仿，甚至有些人家徒四壁，却还穿着丝绸衣服，吃着精美的食物，就算饿死在路上也不后悔。所以，养活百姓的是农民，坑害百姓的是商人。在无道的世道里，这种风气蔓延，无法挽救，君臣上下都陷入困境，战争也随之爆发。如果不惩治这种现象，国家就难以稳固。汉高祖的命令，班固的言论，确实是深知治国的根本啊！
君主如果过度依赖商人，国家的根基就会受到损害；士大夫如果沉迷于商业，廉耻之心就会丧失。许衡自认为是儒家学者，却声称“士大夫想要不贪婪，不如去经商”。杨维桢、顾瑛更是凭借财富肆意妄为，败坏了三吴（今江苏南部、浙江北部和东部一带）地区的风俗。濠州、泗州（今安徽凤阳、泗县一带）的百姓因为朱元璋兴起而遭受惩罚（这里可能指朱元璋兴起过程中对当地的影响 ），之后天下才安定下来。移风易俗，从古至今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。
董仲舒请求让列侯、郡守每年举荐两名贤士，举荐贤才的给予奖赏，举荐不贤之人的则予以处罚，他认为这是三代时期乡举里选的遗法，似乎没有什么可非议的。然而，为政的弊端就在于，听闻古人的成功做法就盲目高兴，却不深入探究其中的精妙含义，也不考虑时代是否合适，就想姑且尝试一下，一旦发现不合适，又制定新的法规来约束，结果导致法规混乱，弊端丛生，而古代的优良传统也最终在天下断绝。
郡县制和分封制截然不同，就如同裘皮衣服和葛布衣服不能相互沿用一样。古代的乡邑每三年举行一次宾兴礼，选拔贡士由乡大夫负责，这是分封制时代的产物。在西周的制度下，六卿之长，不是诸侯入朝担任，就是周公、召公、毕公、荣公、毛公、刘公、尹公、单公这些王室宗亲。当时举荐的士人，最高只能担任下大夫，所以即使举行宾兴礼，那些出身卑微却有卓越才能的人也很难得到重用。而且，王畿之地不过千里，诸侯国的面积就更小了。由于地域相近，关系亲近，乡邑中的是非得失，很快就能传到朝堂之上。以那些容易了解和发现的人才，去担任众多事务和官职中的闲散职位，他们的好坏一目了然，但所负责任却很小。宾兴礼，不过是为了表明王者不会遗弃人才，并非把国家和百姓的安危生死寄托在这些被举荐的士人身上。
在郡县制的天下，由一位君主统管中原地区。偏远的郡国，距离京城有几千里之遥。郡守治理郡务，三年就会升迁。距离远了，贿赂之风就会盛行，而且肆无忌惮。频繁升迁，即使是贤能的郡守，也只能听取一些流行的说法，认识那些前来拜见的士人，而那些隐居不仕、才能卓越的人却难以在他们面前崭露头角。况且，国家没有世袭的公卿，朝廷中的职位也不固定，士人只要闻名天下，就能不断得到升迁，甚至担任重要的职位。为了得到一次举荐，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福分，那些虚伪狡诈的士人，无所顾忌地百般欺骗，只为了迎合郡守一时的赏识，导致举荐的人才真假难辨，混乱不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制定悬赏罚的法规来督促他们慎重举荐，可这又谈何容易呢！
能够了解他人的人是明智的，这连尧都觉得困难。所以，鲧治水失败被处死，众人都说那些建议尝试任用鲧的人不应被治罪。举荐者与被举荐者既不是同乡，也没有共同的老师，对于被举荐者文章和品行是否相符，孝悌友爱是否真诚，在日常相处中也难以察觉。仅凭偶然一天的了解，就决定对举荐者进行赏罚，这必然会导致奖赏过度、惩罚冤枉。以尧都难以做到的事情来要求普通人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，必然会导致人们喜欢举荐那些圆滑世故、明哲保身的人，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禄位，小心翼翼，只求没有过错。更严重的是，举荐者还会为被举荐者奔走周旋、庇护，而揭发者却会有所顾虑，担心会伤害到其他人。这样一来，平庸无能之辈纷纷得势，大奸大恶之人也有了可乘之机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
只听说过一乡之中有月旦评（东汉末年许劭、许靖兄弟主持的对人物的品评活动），却没听说过天下有真正公正的舆论。一乡之人的称赞，可能会出现伪善的乡愿；天下人的赞誉，往往先集中在虚伪的士人身上。所以，分封制下的选举制度，在郡县制的时代无法实行。《易经》说：“变通是根据时代的变化。”三代的君王，怎么能预知六国和强秦之后的朝野情况，从而预先制定出万年不变的制度呢？况且，后来汉朝实行了类似的制度，却导致了大臣们结党营私的弊端，到了唐宋时期，不得不进行变革。所以，任用大臣举荐贤才，同时开设各种科目来选拔人才，这样做是可行的。但如果规定大臣必须举荐，并且用赏罚来督促，这种一刀切的做法，必然会产生弊端。
分封制、学校教育、乡举里选，这三者相互依存才能施行，单独实行其中一项，必然会遭遇挫折。使用当下的人才，处理当下的事务，其中需要增减变化的地方，是可以想见的。而董仲舒说：“王道的兴盛很容易实现，尧、舜的美名也能够企及。”这谈何容易啊！
乡举里选的制度，与太学相辅相成。乡邑中通过宾兴礼举荐的人才，都是乡校培养出来的。学校教育推行几十年后，乡举里选才能顺利施行。如果举荐的人才不恰当，就惩罚举荐者，这是惩罚他们没有好好教育，而不是惩罚他们不了解人。董仲舒的策略，首先重视太学，这还算抓住了根本。但他没有在郡国推广太学，建立地方学校，却在没有做好教育的基础上，就要求举荐人才，这就是他的失误之处。
治理天下要归于正道，必须要有统一的原则和连贯的思路，杂乱无章的话，即使效仿先王的做法，也会迷失方向。只有遵循统一的原则，统领天下并加以治理，根据时代的变化精心研究其中的道理，才能成就大业。董仲舒提出：“不在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说范围内的，都要摒弃。”这虽然不是三代的成法，但其中蕴含着三代的精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六艺科目和孔子学说，融合了三代的精华，阐发了其中的深刻内涵。所以王安石以经义来选拔士人，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并付诸实践，这种做法可以施行千年而无需更改。王安石的经学并不纯粹，但他不能阻止后世的经学走向纯粹，却能杜绝后世偏离经学的现象。元祐年间，朝廷改变王安石的制度，连这一合理的部分也一并废除，这是不懂得变通。温体仁推行保荐制度扰乱选拔，重视武科来抗衡，杨嗣昌设立社塾来混淆，于是士气低落，奸民肆意妄为，百姓遭受的灾祸达到极点。这些人都是董仲舒的罪人，更不用说对孔子的亵渎了！至于那些只会断章取义、毫无实际才能的人，这是负责教育的人的过错。即便如此，比起那些言辞浮夸、追逐私利、钻营取巧的人，不是要好一些吗？学习经典，大致了解其中的含义，即使是品行不端的人，也能从中受到一些熏陶，教育的作用也就体现出来了。
淮南王刘安劝谏汉武帝不要征伐南越，只要看他的言辞，就知道他的真实意图。读他的上书，他指责天子的过错，动摇人心，想要让天下人背离汉朝而感激自己，哪里有一点忧国忧民的仁义之心呢！南越不能不纳入中国版图，这是天地间的形势决定的，也是统治天下的必然道理。天地的形势，体现在山川地貌上，其中蕴含着内在的联系。水流环绕、山脉盘绕的地方，自然形成一个区域，这里的百姓在风气的影响下，彼此之间也会相互感应。中国的地理形势，北面有沙漠作为险阻，西北以黄河、湟水为界，西面有大山阻隔，南面一直延伸到炎热的海边，从合浦（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）向北到碣石（今河北昌黎北），都被大海环绕。地理形势相连，风气就会相互影响；风气相互影响，人们的气质和习性也会相近；气质和习性相近，性情也就相通，彼此之间的感应自然顺畅。南越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。五岭，不过是高低起伏的普通山脉，其险峻程度远不及太行山、殽山函谷关、剑阁、龟阨关。至于东瓯（今浙江温州一带）与吴郡、会稽郡接壤，闽越（今福建福州一带）与余干（今江西上饶余干县）相连，这些地方就像手掌和手臂一样紧密相连。当地百姓鸡犬之声相闻，田地相互交错，集市贸易频繁，婚姻相通，如果把它们划到中原之外，就会使人们的关系疏远，天地间的生气也会受到阻碍。孟子说：“我只听说过用华夏文化去改变蛮夷的。”帝王的至仁大义就体现在改变蛮夷上，而刘安却说：“天地的设置就是要隔开内外。”这不是很荒谬吗！看他所著的书，大肆谈论偏远荒蛮之地和广阔的九州，如今却又想在山海环绕的地方分割天地。“将要叛乱的人，言辞中会透露出愧疚”，他心里应该也感到惭愧吧。
对内不治理好国家，却一心向外扩张，这是治理国家的大忌，比如东边是大海，西边是沙漠的情况。《尚书》说：“在南方设置交趾。”那么交趾（今越南北部一带）在尧时就是华夏的疆土，南越更是在这范围之内。南越人，是大禹的后代，先王分封他们，是为了让亲近的人守卫疆土，并非因为那里荒远。新开拓的土地，赋税难以平均，就像刘安所说：“南越不向朝廷缴纳贡酎，也不派一个士兵为朝廷效力。”这种情况确实存在。而且在那里修筑城郭、设置兵防、任命官员、建立学校，都需要朝廷出资，从利益的角度看，确实会有一些损失。但是，如果南越侵扰我们的边境，破坏我们的农业生产，我们就得派兵驻守，甚至兴兵抵御，综合计算百年的利益，因为一点小的吝啬而造成大的损失，这是英明的君主所不齿的，仁人又怎么忍心这样做呢？
君子对待禽兽，因为犬马与人亲近，所以就给它们套上笼头、缰绳，加以驯服、安抚，让它们为人类所用。而对于那些被山海环绕、与中原大地紧密相连的百姓，他们本就在先王声威教化所及的范围内，却让他们游离于伦理道德之外，不能使他们归服，作为代天子治理百姓的人，怎么能忍心抛弃他们呢！汉武帝平定东瓯、闽越，开拓南越，如今这些地方都成为了推行文教的郡县。而宋朝放弃河朔、燕云地区的百姓，修筑塘水、设置三关来隔绝他们，使他们逐渐沾染蛮夷的风俗，于是天地间的文明之气日益南移，上天似乎也赞赏汉朝的功绩，而厌恶宋朝的苟且偷安。刘安怀着私心指责汉武帝，言辞虽然巧妙，但明智的人是不会听他的。
有些言论看似相近，实则含义不同，这一点不能不仔细分辨。申公说：“治理国家不在于言辞多，而在于实际行动怎么样。”汲黯说：“陛下内心欲望太多，却在表面上施行仁义，怎么能效仿唐尧、虞舜的治理之道呢！”这两句话都是指责汉武帝尊崇儒术只是追求虚名，没有实际行动，看起来很相似。然而，它们是有区别的。申公的话，是儒家秉持真诚的言论；汲黯的话，则是异端邪说，有害于正道。
汲黯治理政务，完全以黄老思想为指导，常常称病在家，把事务交给属官处理，这不过是曹参那一套做法的延续，而且还带着傲慢的态度。他说“怎么能效仿唐尧、虞舜”，这简直就是认为唐尧、虞舜不值得效仿，主张废弃礼乐制度，只是想与百姓苟且相安。内心欲望多，仁义自然难以施行，这没错。但一个普通人想要抑制自己的欲望，如果没有仁义作为主导，欲望反而会压抑得越久，爆发得越猛烈；更何况是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，身边引导他欲望的人又层出不穷。所以，担心仁义无法施行，关键在于没有用礼来修养自身，没有用乐来陶冶心灵。如果能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仁义的滋养中，用庄重恭敬的态度约束自己的行为，让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定；用愉悦的心情涤荡自己的志气，让心境更加平和。那么对于欲望，就像月亮接受日光的照耀，月亮越明亮，阴影就越看不见，哪里还用担心欲望会破坏法度而无法控制呢！所以，挽救欲望过多的弊端，只有施行仁义。而黄老之道，轻视仁义，贬低尧、舜，宣扬在无为中寻求安宁，这就像救火不用水，却先拆掉房屋，还在旷野中自夸不会遭遇火灾一样荒谬。汲黯秉持这种歪理，诋毁尧、舜，胁迫君主听从自己，破坏先王仅存的美好典章，还说：“仁义，是唐尧、虞舜、三代已经衰落的德行。”孟子说：“说话违背先王之道的人。”又说：“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行，却不努力辅佐，这就是残害君主。”汲黯就是这样的人吧！汉武帝最终没有坚持尊崇儒术来治理国家，反而被方士迷惑，一心追求成仙，这其实是汲黯开了个坏头。
庄助称赞汲黯“辅佐年幼的君主，就算是孟贲、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无法改变他的意志”，这不过是仗着他的气势罢了。刘安忌惮汲黯，却轻视公孙弘，刘安本就是黄老学派的人，他只是因为汲黯崇尚黄老而有所畏惧，又轻视儒家，并非真的认可汲黯的气节，也不是真的看清了公孙弘的浅薄。君主年幼，国家局势不稳，只有施行仁义的人才能平息祸乱。周公兢兢业业地准备祭祀的礼器，让年幼的成王能够安心。如果秉持黄老的思想，放任自流，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呢！汲黯怎么能担当辅佐幼主的重任呢！
太史公说：“匈奴畏惧李广的谋略，士兵们也愿意跟随李广，却受不了程不识。”司马温公则说：“效仿程不识，即使没有战功，也不会失败；效仿李广，很少有不覆灭的。”这两种说法都太片面了。依靠武力平定天下的过程中，有带兵作战的将领，也有统领将领的统帅。作为将领，有进攻的战术，也有防守的策略，有带领大军的方法，也有指挥小股部队的技巧。程不识整齐队伍，夜里敲击刁斗巡逻，认真处理军中文书，他是适合防守的将领。李广治军简单随意，让士兵们自由方便，他是适合进攻的将领。队伍整齐，侦察严密，这是带领大军的方法。不敲刁斗，文书简约，这是指挥小股部队的手段。用严谨的方式进攻，敌人就能窥探到我方的行动而使进攻无功而返；用简单随意的方式防守，敌人就会趁机进攻。带领大军却采用简单随意的方式，就会指挥不灵，军队容易溃败；带领小股部队却过于严谨，就会自我束缚，导致失败。所以李广和程不识，各有各的长处，关键在于统帅如何使用他们。带兵的方法不止一种，统帅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君主，是统领将领的人。大将，既要带兵作战，又要具备统领将领的能力。
三代以后，农民不能再轻易当兵，那么将领所率领的士兵，大多不是温顺听话的人，如果不用简单的方式管理他们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跟随，就无法让他们拼死效力。所以，治军虽然要严格，但必须以简单为根本。这和春秋、列国时期不同，那时军队活动范围不出国界，追击敌人也不会越过边界，让农民临时充当士兵，晚上脱下铠甲，白天还能相互往来，用一定的规则就能约束他们，只要没有疏漏就能巩固边防。所以，防守时要严谨，进攻时要灵活，既要约束士兵，又不能让他们过于困苦，这其中是有微妙的权衡的，怎么能只遵循一种方法作为标准，固执地执行呢？
班超以简单的方式，掌控了三十六国的命运，他的儿子班勇沿用这种方法也树立了威望。诸葛亮治军严谨，司马懿不敢轻易进攻，姜维效仿他却最终失败。古今的战术不同，进攻和防守的形势也不一样，面对邻国和面对夷狄、盗贼，应对的策略也不同。太史公推崇李广而贬低程不识，是因为汉朝要出塞攻打匈奴这种情况。司马温公的观点，就像是坐在朝堂上，拿着文书，却远远地去指挥战场上的将领，太不切实际了！
王恢说：“代国完整的时候，北面有强大的匈奴为敌，国内又有中原各国的军队，尚且能够让百姓按时耕种，养育老人和孩子，匈奴也不敢轻易侵犯。”王恢难道不明白代国安宁而汉朝受困的原因吗？王恢认为是代国不畏惧匈奴，这是错误的。汉朝耗尽全国的力量与匈奴作战，却胜负参半。夷狄贪婪凶狠，不以失败为耻，怎么能说他们会因为畏惧而不敢侵犯呢！代国安宁，是因为代国对于天下来说，并不十分重要。匈奴就算占领了代国，南面还有赵国，东面还有燕国，无法对中原地区造成致命的打击。燕国、赵国一旦起兵对抗，匈奴在代国就难以安稳，他们的野心也会受到遏制。天下统一于汉朝之后，只要有一个地方受到攻击，整个天下都会震动。汉朝倾尽全国之力与匈奴作战，匈奴却能轻易地让汉朝调集全国的兵力，一旦汉朝战败，匈奴就知道汉朝的兵力不过如此，怎么还能像代国存在时那样，对汉朝的实力摸不着头脑呢？西汉建都关中，匈奴就能逼近甘泉宫；东汉建都洛阳，上谷、云中就饱受匈奴侵扰；唐朝再次建都长安，突厥、回纥、吐蕃就趁机从西面入侵；宋朝建都汴京，契丹攻打澶州、魏州，最终女真族占领河北，攻入汴京，元昊虽然多次战胜，最后也只能请求议和。天子所在的地方，必然会重点防守，敌人就会把这里当作汉朝全力守护的目标，集中全力来进攻，一旦攻破，天下就会像栋梁折断，椽子崩塌一样陷入大乱。而且京城是金银财宝、美女佳人聚集的地方，敌人早就对这里垂涎三尺了。由此推断，代国能够抵御匈奴，并且绰绰有余，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可让匈奴觊觎的，也不关乎中原的安危，所以匈奴不会和它过多争斗。
南蛮凶悍，虽然比不上骑马射箭的匈奴勇猛，但他们凶狠顽劣，不怕死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然而他们偶尔偷偷侵扰，却始终不敢超出自己的地盘。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得到了满足，而是因为他们占领滇、黔、邕、桂（今云南、贵州、广西南宁及附近地区）等地，对中原并没有太大的损害，天子在数千里之外遥控指挥，保持着神秘莫测的威严，他们就算占领了这些地方也不安稳，晚上睡觉都不踏实。而中原百姓也很坦然，等他们松懈的时候再加以控制，也不会太费力，而且边境也不会轻易崩溃。滇、粤地区可以控制南蛮，燕、代地区可以抵御北方的匈奴，道理是一样的。
女真族、蒙古族建都燕京（今北京），就是为了远离南方。中原的主要力量在南方，天子却在北方孤立防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代国凭借一国之力就能抵御匈奴，秦朝统一了天下，却在抵御匈奴上力不从心，汉朝、唐朝依靠边境的将领勉强维持，天子建都燕京，一旦失守就难以收复，这种后果是很明显的。威严要通过培养才能树立，事情要在平静中做好准备，这才是深谋远虑。
主父偃、徐乐、严安，都是天下的奸佞之人。但他们一开始上书，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，所说的话都切中要害，也不违背正道。那么，仅凭言论就不能评判一个人了吗？其实，没有人喜欢说违背正道的话，也没有人愿意做违背正道的事。士人在没有得到任用的时候，和百姓比较亲近，也了解天下的公论。为了让自己的言论符合人心，他们就会说一些好话。这些好话，让君主不得不为之动容。等到他们得到君主的赏识，而君主喜欢做的事情并非他们之前所说的那样；朝廷之上，郡县之中，士大夫们为了迎合当世的风气，追求的东西也和他们之前说的不一样；于是他们就和君主的个人喜好、士大夫们为了保住禄位讨好君主的风气同流合污。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，他们的行为变得邪恶，言论也跟着改变。所以，不要担心天下没有好话，而要担心那些说好听话的人言行不一。也不要担心君主不为好话所动，而要担心下面的人用一时的直言让君主心动，而君主很容易被迷惑，内心倾慕，不能坚守自己的判断。
普通人往往受情感影响，而不能用理智控制情感。能够改变他们情感的，就在于君主的喜好和社会的风尚。如果天下太平，徐乐、严安、主父偃这样的人，又怎么不能成为辅佐君主的贤才呢！所以周文王有“四友”（指南宫括、散宜生、闳夭、太颠），只有周文王能得到这样的人才。至于那些身处困境却心怀天下，不追求迎合天下人的议论；遇到君主后，就坚守自己的主张，不随意改变来满足私欲的人，这是具有高尚品德的人，不能轻易要求天下人都做到这样。
徐乐提出的“土崩瓦解”的说法，并不是古今成败的普遍规律。土崩和瓦解，虽然都是灭亡，但形势有所不同。瓦解，是指没有办法补救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彻底崩溃。土崩，则是有人想要支撑，却无能为力。秦朝的灭亡不是土崩，陈胜吴广一声呼喊，天下人纷纷响应，没过几年，国家就灭亡了，皇室宗族也被斩尽杀绝，它的灭亡没有一个逐渐衰败的过程，属于瓦解。就像房屋的栋梁本来就不稳固，椽子也不安稳，东西南北分裂倒塌，瞬间就分崩离析，连一片完整的瓦片都不剩，天下人看着它灭亡，却没有人去挽救；因为在它表面看似完整的时候，内部就已经没有相互连接、相互维系的力量了。隋朝、元朝的灭亡也是如此。
周朝的领土日益缩小，三川之地（今河南洛阳一带）最终被秦国吞并；汉朝多次陷入危机，最后被曹魏篡夺政权；唐朝京城三次被攻陷，天子四次出逃，最后被后梁夺取天下；宋朝先是失去汴京，然后退到杭州，接着逃到福建，最后在广东覆灭，最终被元朝所灭。这些就是土崩的情况。在这些朝代灭亡的时候，有的皇室旁支在偏远地区起兵，有的孤臣坚守着祖先的陵墓，城池沦陷了，但民间还有可以躲避战乱的地方，朝代更替了，也还有不贪恋俸禄的忠义之士；这是因为这些朝代建立的根基虽然深厚，但经过长时间的侵蚀，也渐渐无法支撑，实在是无可奈何。土崩的情况，往往是经过数百年，之后伴随着瓦解，等到瓦解彻底完成，天下才会重新安宁。在瓦解的时候，上天降下的灾祸、百姓的死亡、伦理道德的破坏，都达到了极点。等到国家灭亡后重新建立，君主和大臣们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了，有志之士不能不以整顿伦理、拨乱反正为己任。
主父偃一开始上书时说：“蒙恬攻打匈奴，开辟千里疆土，以黄河为边界，军队长期在外征战，死伤无数，百姓为了运送粮草疲惫不堪，天下开始背叛秦朝。”这番言论很是严厉。可等到他做了郎中，受到汉武帝的宠幸，却又说：“河南之地（今内蒙古河套地区）肥沃富饶，外面有黄河作为险阻，蒙恬在那里筑城抵御匈奴，扩大了中原的领土，削弱了匈奴的根基。”于是极力向汉武帝请求，排除众人的异议，修缮蒙恬所筑的边塞，凭借黄河巩固边防，从山东（崤山以东地区）漕运粮食，结果百姓疲惫，国家财力空虚。同样是这个人，同样一件事，没过几年，蒙恬的功劳和罪过、河南之地的兴与废，他的说法却如此自相矛盾。由此可见，辨别奸邪之人难道很难吗？只要不急于听信，多方参考斟酌，就能够看清真相了。汉武帝对主父偃的前后言论都轻信不疑，后来被江充迷惑，导致父子之间的恩情被破坏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！
分割藩国，推行“推恩令”，封诸侯王的子弟为列侯，这个主张由主父偃提出，但最早源于贾谊。贾谊的主张到这时才得以实现，这是时势造就的。在贾谊所处的时代，诸侯势力强大，天下刚刚安定，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等人都阴险骄横，不听从天子的节制，所以他的主张当时无法推行。汉武帝继承了七国之乱后诸侯势力衰败的局面，主父偃单枪匹马前往齐国，齐王就吓得自杀了，其他诸侯王都忙于补救自己的过失，认为分封子弟为侯可以让自己获得安宁和荣耀，主父偃的主张因此顺应时势而取得成效。由此可知，分封制必然要被革除，无法再恢复，当时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一步，只等待时机成熟而已。
汉高祖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，这是西周分封制的延续。汉武帝大量分封王侯，削弱他们的势力，为唐宋时期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。这哪里是主父偃一个人能做到的呢！这是上天促成，人们逐渐习惯，使得分封制慢慢衰落，最终消失。治理天下的人，把天下的禄位给予天下的贤能之人，这难道不是先王的遗愿吗？司马氏为了避免像曹魏那样孤立无援，想要恢复古代的分封制，结果却引发了五胡之乱，难道是他的智慧不如主父偃吗？其实是他不明白时代已经不同了。
公孙弘请求汉武帝诛杀郭解，从此游侠的危害在天下不再蔓延，这真是了不起的举动！游侠的兴起，是因为君主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而游侠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百姓。秦朝灭掉诸侯，鼓励商业，百姓突然失去诸侯的统治，无所依靠，那些富裕且有势力的人就趁机招揽他们，游侠因此在天下横行。然而，叛逆越严重的人，失败得就越快，即使没有公孙弘，游侠的势力又能长久吗？
至于荀悦提出的“三游”（指游侠、游说、游行）的说法，把有学问、有志向、有气节的人和张仪、苏秦、剧孟、郭解这些人归为一类，这是诬陷百姓、引发祸乱的言论。他借鉴申不害、商鞅的小智谋，延续了东汉末年嫉害党锢之祸中那些贤人的不良风气。曹操借鉴他的说法杀害孔融，篡夺汉室政权；朱温效仿他的做法，屠杀清流之士，夺取唐朝的天下；这种不良风气不断蔓延，小人用它来扰乱国家的政治，使国家陷入灾祸。韩侂胄禁止理学，张居正、沈一贯毁坏书院，都是继承了这种不良风气的余孽而肆意妄为。
尽管如此，郭解被灭族后，后世的游侠不再那么猖獗。而那些有学问、有志向、有气节的人，即使上面的人不重视教育，君子也会站出来教导他们，人们之所以没有沦落到像禽兽一样，就是靠这些人。前面的灾祸虽然严重，但后来有志向的人又不断涌现，上天的意志体现在人们的心中，像荀悦这样的小人又怎么能永远掩盖得了呢！那些对有学问、有志向的人进行无端指责的人，只能显示出他们的不自量力罢了。
汲黯指责公孙弘用布被是虚伪的表现，公孙弘的虚伪难道就体现在用布被上吗？汲黯不指责他的大问题，却抓住这些小细节不放，实在是目光短浅。汲黯并不是那种喜欢挑剔别人小过错的人。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是黄老之学，主张“甘其食，美其衣”（出自《老子》，意为对自己的饮食和穿着感到满足），把曾参、史鱼（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，以正直敢谏闻名）的行为视为束缚，把名教当作控制人的工具，认为做好事不应该追求名声，追求高洁却不想受到侮辱，所以汲黯才会说：“怎么能效仿唐尧、虞舜的治理之道。”公孙弘身为三公，俸禄丰厚，却用布被，汲黯就认为这是虚伪的表现。尧、舜拥有天下，却住茅草屋、走泥土台阶，汲黯认为这也是虚伪的，不值得效仿。公孙弘出身儒生，四十岁之前还很贫贱，习惯用布被，用布被对他来说很正常，他的虚伪难道就在这上面吗？汲黯沉迷于黄老之学，想要放任性情，远离名声，所以才会觉得公孙弘虚伪。
淮南王刘安写了二十篇书，谈论天地和人事的关系，内容可谓广博。但他谋划起兵造反的策略，却如同儿戏；参与谋反的，又是昏庸的衡山王刘赐和太子刘迁。谋反计划没有成功，军队还没行动，他就在宫廷中自杀了，他的愚蠢让人觉得可笑，他的狂妄简直不可救药。
成皋（今河南荥阳汜水镇）的关口哪有那么容易堵塞，三川（今河南洛阳一带）的险要地势哪能轻易占据，刘安明知自己无法与卫青抗衡，却还想靠刺客来侥幸取胜。就算他真的谋反，能打得过卫青吗？就算刺杀了卫青，又能打得过霍去病吗？公孙弘虽然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臣，但也不是轻易能被说服参与谋反的人。他出身贫贱，做到汉朝的三公，对淮南王刘安没有什么所求，怎么敢拿自己的九族性命，去试探雄主和大将的刀呢？刘安在朝廷内部所依靠的，只有华而不实的严助；在朝廷外部所凭借的，是轻薄无赖的左吴、赵贤、朱骄；还有首鼠两端的伍被，他在身边心怀异志，刘安却浑然不知。刘安愚蠢到这种地步，连朱高煦、朱宸濠（明朝两位意图谋反的藩王）都不屑于做他这样的事，可刘安却因为文章在后世有了名声。由此可见，文章并不能分辨一个人的智慧和愚蠢啊！
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读刘安的书，他以老子的言论为根本，又夹杂着辩士的诡辩之词。老子的学说，是想用权谋来掌控自然规律，但却不知道自然规律是无法完全掌控的。凭借权谋，或许能察觉到事物发展的一些细微变化，从而趁机实现自己的目的。然而，一旦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，就无法真正掌控自然；于是就自以为能够洞察天地万物的奥秘，窃取其中的宝藏，觉得天下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，这就像小孩子拿着棍棒去攻击孟贲、夏育（古代的勇士），还自以为很了不起。按照这种学说行事，会让人变得荒诞，丧失自己的操守，狂妄地胡作非为，而不考虑后果。刘安学习这样的学说，最终自杀，也是他应得的下场。老子的学说，本想教导人们超脱吉凶生死，但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与凶险相伴。读刘安的书，就可以从中得到教训。
张汤审理案件，是酷吏中的代表人物，但他判决诛杀伍被，这并非残酷，而是依法行事。伍被是个反复无常、阴险狡诈的奸人，他首鼠两端，给国家带来灾祸。如果不杀他，他还会在汉朝朝廷中施展奸计，主父偃、江充那样的奸邪之事，他做起来更是得心应手。伍被一开始劝谏刘安，并非真的阻止他谋反，而是为了日后自己能脱身，才称颂汉朝的恩德。后来他又为刘安出谋划策，参与谋反，不久之后却又告发刘安谋反的踪迹。他说的“宫中荆棘”的劝谏，以及“诸侯没有谋反之心、百姓没有怨恨之气”这些话，大概也是事后为自己开脱、企图免死的诡辩之词，又有谁会相信呢！和别人一起谋划叛乱，然后又告发，这样的人如果不被诛杀，那么奸佞之徒就会接踵而至，祸乱就无法平息了。所以张汤依法行事并没有错，伍被被处死也是罪有应得。
唉！像伍被这样的人不值得一提，君子如果不幸身处叛逆作乱的朝廷，能够离开，就赶紧离开。不然的话，就假装癫狂或者称病来躲避；再不然，就直言进谏，斥责他们的行为；如果无法说服他们，就远远地离开，不参与这些事。能够保全自身，就不要轻易送死；如果真的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，那也是命运和道义无法逃避，坦然接受就好；除此之外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越是急切地谋求生存，往往就会遭遇更大的灾祸；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，就会没有立身之地。所以说“国家有道，就展现出智慧；国家无道，就装傻充愣”。真正明智的人，懂得保全生命，但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求生；为了道义而死，也不会与叛乱之人同流合污。
偏远荒蛮的地方，如果能够纳入华夏文明的范围，就可以彰显天地的仁德，树立做人的准则；这不仅符合正道，而且还能减少边境百姓遭受的侵扰，让他们过上安宁的生活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是天意，不是人可以强行做到的。上天想要开拓，圣人就会顺势完成；如果圣人没有出现，就会借助当时的君主和有智谋的人，让这件事逐渐发展。从一时的利害来看，可能会给天下带来麻烦；但从古今的长远角度来看，好处很多，而且还能弘扬圣人的正道。上天，是融合了古往今来的一切，形成了完美的存在。大禹治理九州的时候，东边到达岛夷（泛指东方近海一带的民族），西边到达因桓（具体地点存在争议，大致在西方边境地区 ），南边到达交趾（今越南北部一带），北边直到碣石（今河北昌黎北），尧、舜的德政也传播到了偏远的地方。大禹凭借治水的功绩，趁着天下百姓都在劳作，顺势推行自己的声威和教化，使声威和教化遍及四海，这就是圣人善于借助人力来顺应天意。
汉武帝统治时期，天下已经平定，百姓渴望休养生息。但汉武帝却向北征讨匈奴，向南诛灭瓯、越（今浙江温州、福建福州一带），又对西夷（泛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）用兵，还对大宛、大夏、身毒（今印度）、月氏（古代西域民族，原居敦煌、祁连间，后西迁）等遥远的地方感兴趣。天下刚刚安定，汉武帝却发起战争，一时间百姓深受其害，怨声载道。然而，这难道不是上天在引导他吗？玉门关以西的河流向西流淌，与中原的水系无法相连，这是天地的形势，也是天地的规律。张骞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勇气强行开辟通往西域的道路，这确实打乱了天地的秩序。但河西地区（今甘肃、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地区）原本就是雍州、凉州的一部分。至于駹（máng，古代西南少数民族之一）、冉（rǎn，古族名，在今四川茂县一带）、邛僰（qióng bó，古代西南少数民族，在今四川西昌、宜宾一带）、越巂（xī，今四川西昌地区）、滇（今云南一带）等地，与我们边境的百姓生活区域相互交错，彼此之间声息相通，物产相互依赖，而且这些地方的百姓也并非冥顽不灵，难以教化。汉武帝一开始，只是听说大宛有良马，才派人去远方寻求，张骞借此迎合汉武帝的欲望，当时也没想到牂柯（zāng kē，今贵州一带）等地可以开辟为内地。然而，因为这件事，贵筑（今贵州贵阳一带）、昆明等地直到现在都成为了推行礼教的郡县，这哪里是汉武帝和张骞能预料到的呢？所以说，这是上天在引导啊。
君臣、父子之间的伦理道德，诗书礼乐的教化，圣人难道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受到熏陶吗？只是时机未到，不能提前进行。等到时机成熟，即使是不贤明的君主，驱使不堪重负的百姓去做事，也能把看似错误的行为转化为正确的，把罪过转化为功劳，其中的道理确实难以捉摸。上天开启了某种趋势，人们顺势而为，这并非人的能力所能决定。圣人努力推行的教化，人们却不能坚守，那么过错就在人，而不在天。江浙、闽楚等地的文化教育日益兴盛，一直延伸到南海之滨、滇云地区（今云南一带），在理学、节义、文章、事功等方面有成就的人层出不穷，这是上天的保佑，也是汉朝开创的良好局面。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，宋朝又把土地割让给女真，冀州（今河北一带）本是尧、舜时期百姓居住的地方，却逐渐沾染了蛮夷的风俗，即使后来重新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，却又出现党附奸邪、诋毁正直的现象，与宦官勾结扰乱天下，这不是天意，而是人自己把好的局面给破坏了。那么，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清除这些不良风气，让天下像南方一样清明呢！
汉武帝在后宫游玩宴乐，检阅马匹，嫔妃们站满了两侧。金日磾（jīn mì dī）在几十个人当中，唯独不敢偷看。汉武帝因此了解到金日磾的为人，对他委以重任，甚至在临终前把辅佐幼主的重任托付给他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。金日磾并不是接受过君子的教导，从而刻意规范自己的言行，避免做出不合礼仪的事。他在这种场合下，不自觉地就做到了谨慎注视，内心充满敬畏，不该看的坚决不看，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行为。如果一个人内心不能坚守正道，那么耳目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有的人可以让出千乘之国的尊位，却会因为一碗饭、一盘菜而改变脸色；有的人可以拒绝千金的璧玉，却会因为一个破瓦罐而惊慌失措；有的人才能足以解决纷争，勇气足以击退敌人，但在一瞬间，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；这难道是小事吗？君子用黈纩（tǒu kuàng，黄色的丝绵，古人悬于冠冕两旁，用以塞耳，避免听到不该听的声音 ）来修养自己的眼睛，用琇莹（xiù yíng，美石，可装饰耳饰 ）来修养自己的耳朵，佩戴和鸞玉佩来修养自己的肢体，小心翼翼地做到这些都很困难，还担心在一瞬间就失去了自制。能够在生死关头坚守正义，担当大任而没有忧虑困惑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修养。汉武帝能够识人，真是高明啊！诸葛亮二十七岁时，刘备就把他当作心腹，关羽、张飞都对刘备的做法感到疑惑。汉武帝从投降的胡人当中提拔金日磾，身边的贵族和亲信都感到意外。能够识别人才的智慧，很久以来都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理解的。诸葛亮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，难道仅仅是因为刘备提出的三分天下的谋略吗？在他们的神情气质之间，有一种无需言语就能相互理解的默契。刘备与诸葛亮交流之后，对他的才能更加了解，而关羽、张飞却更加疑惑。金日磾得到汉武帝的赏识，并不是因为言语，所以汉武帝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刻。卫青、霍去病受到重用，这是众人都能理解的。内心的修养如同微小的黍米，但却可以感动天地，只要不是那些道听途说的平庸之辈，哪里需要通过言语才能相互了解呢？
汉武帝让百姓承受了很多劳役之苦，但他在救济饥民方面却做得不错。他打开粮仓赈济百姓，对借贷粮食给饥民的富民给予奖赏，粮食不够的时候，就灵活变通，把七十多万灾民迁徙到朔方（今内蒙古杭锦旗北）、新秦（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），由官府供给他们食物，还分给他们产业。百姓很高兴能够生存下去，也愿意离开家乡，在新的地方安居乐业，边境也因此得到了充实。这条策略，晁错曾经提出过。晁错在不恰当的时候提出，给百姓带来了困扰，而汉武帝则抓住时机为百姓谋利。所以说，善于顺应天时就能转祸为福，国家虽然因此耗费了财力，但百姓得以生存，边境的忧患也得到缓解，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策略吗？史书却讥讽汉武帝在这方面花费巨大，难以计数，难道眼睁睁看着百姓饿死，却坐拥国库的君主才是贤明的吗？司马迁在史书中肆意诋毁，几乎没有什么不指责的。
凭借名誉来选拔文士，甚至把潘岳的地位抬得比陆机还高，把颜延年和谢灵运相提并论，这虽然不涉及重大的利害关系，但评价失当，连公正的舆论都难以认同，更何况凭借名誉来选拔将帅呢！将帅关系着百姓的生死、国家的存亡。世俗之人哪里懂得这些，不过是随声附和、为之流泪；士大夫们又哪里明白，不过是故作惋惜、为之叹息。一旦把国家存亡安危的重任交给他们，即便有万人称赞，也无法挽救一朝的失败。所以，那些为李广没有机会独自带兵与单于正面作战而感到遗憾的人，不过是受世俗言论的影响，士大夫们也是随波逐流，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国家的安危，只是随意发表些看法罢了。
李广出征塞外却没有立下战功，就说自己“命运不好”，这不过是没办法了才找的借口。他去世的时候，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流泪，李广喜欢沽名钓誉、施惠于人以打动人心，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。军队中的事务，进退的时机，都由将领心中决定，事情成功了，谋划也不会泄露，那些平庸的人哪里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呢？李广能得到这样的赞誉，是因为他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，还喜欢和士大夫们慷慨激昂地谈论。唉！靠笑脸和小恩小惠与人相处，士大夫和世俗之人的赞扬和批评不过如此。这样的人能在生死存亡之际，与上天争命运，与敌人争胜负吗？卫青命令李广从东路出兵，避开单于的锋芒，这并不是卫青的私心，而是他暗中接受了汉武帝的告诫，担心李广会战败。李广出兵塞外的时候，汉武帝本不想任用他，李广却坚决请求出征，士大夫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汉武帝也只是敷衍他，暂时让他出征，其实汉武帝对李广的能力了解得很清楚。不然的话，有良将却不任用，赵国因罢黜廉颇而灭亡，燕国因怀疑乐毅而失败，而汉武帝又怎么能取得封狼居胥的赫赫战功呢？猜忌副将，处处掣肘，陈余因为不听从李左车的建议而使赵国灭亡，诸葛亮因为阻止魏延的计划而无功而返，而卫青又怎么能取得奇袭匈奴王庭的胜利呢？把李广放在不适合的位置，暂时用来牵制匈奴，这是统帅用人的高超策略，不是士大夫和世俗之人能够理解的，这是肯定的。李广从东路出兵却迷失了道路，由此可见他作为将领的能力了。李广去世的时候，与其让天下人为他流泪，不如让天下人为汉朝的江山社稷、百万百姓痛哭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李广作为将领，不过是凭借年轻人的血气之勇。《易经》中说“舆尸”（用车载着尸体，象征战败）的凶兆，汉武帝早就有所告诫了。
岳飞能不能收复中原，这不好说；但他能得到士大夫们的称赞，让世俗之人感动，恐怕这正是他难以胜任的原因。接受任命，掌握兵权，要拿自己的性命与强敌拼死较量，战争中的关键决策，岂是靠谈笑风生、抚慰人心、送礼讨好这些小手段，就能赢得众人的喜爱和信任，进而担当此任的呢！
忠诚和奸佞不能同时存在于朝堂之上。在朝堂为官的人，不必担心谗言，也无法避开他人的指责，但一定要为国家铲除奸贼，使社稷安定，这样才是国家的守护者。然而，拿了国家的俸禄就不能逃避危难，身处某个职位就不能推卸责任，如果离开朝堂隐居起来，或者被排斥在外，也应该远离小人，不与他们同流合污，但这并不是为了追求必胜来满足自己。人们厌恶奸佞之人，是因为他们危害国家，而自己又不想被他们玷污，并不是要与他们成为仇人，非要争得高位来战胜他们。汲黯厌恶张汤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君主任用他来进谏，他就对张汤进行毫不留情的抨击，以此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。但他没有了进谏的职责，去外地做郡守的时候，就应该在淮阳尽忠职守，这样才算是尽到了为臣之道。可他又坚决请求回到朝廷当中郎，想要弥补过错、纠正朝政，与张汤争个高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把国家的是非对错当作自己的私仇，谋求权力，一心想要获胜，这不过是意气用事，从尽忠的角度来看，这是不恰当的。有人说：“屈原被流放却不忘对奸佞小人的怨恨，难道这不对吗？”回答是：屈原是楚国的宗臣，张仪、靳尚掌权的时候，楚国处于危亡的边缘，而汲黯怎能与屈原相提并论呢？汲黯倔强地嘱托李息去攻击张汤，一心要满足自己的心愿，这就是意气用事，不符合君子的行为准则。
张汤在“导官”（汉代少府属官，掌管御用的粮食）处理囚犯事务时，见到鲁谒居的弟弟，他暗中帮忙，却假装不认识，这是奸人常用的诡秘手段。鲁谒居的弟弟因此怨恨张汤，张汤也因此丧命。奸诈的人最终死于奸诈，鬼神是不可欺瞒的，人也不能用权术来驾驭。灾祸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料，奸人用这种手段对付别人，最终却害了自己，这是必然的。难道君子会做这样的事吗？
周顗（yǐ）不加分辨，就把这种手段用在王导身上，结果和张汤一样遭受灾祸，真是愚蠢啊！王敦的罪行，不应该牵连到王导，王导身为大臣，有什么可顾虑的，不把责任承担下来，却采用奸人的狡诈手段呢！表面上迎合，实际上谋取私利，想要收敛却故意张扬，周顗沉迷于老子的学说，却不知道自己走上了张汤那样邪曲的道路。使用这种手段的人，小则会招来杀身之祸，大则会使国家衰败，所以君子厌恶那些看似聪明，实则败坏智慧的手段。《易经》节卦的初六爻说：“不出家门，没有灾祸。”这是强调要谨慎。谨慎，指的是小心行事，而不是隐藏真实意图，反过来利用它来显示自己高深莫测。行事隐秘又诡诈，即使没有邪恶的意图，也会触犯神灵和人们的忌讳，这能不引以为戒吗？
乐成侯丁义举荐栾大，栾大的欺诈行为被识破后，丁义被判处死刑。小人不知羞耻，不讲仁德，不畏惧不义的行为，受到小的惩罚而能得到大的警戒，这是小人的福气；惩罚一个人，让天下人都受到警戒，这是国家的福气。丁义举荐栾大，如果不是汉武帝鼓励举荐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如果不惩罚他，继丁义之后举荐方士的人会接连不断。丁义被诛杀后，大臣们不敢再举荐方士，因为害怕被诛杀而不敢轻易尝试。丁义死后，公孙卿受到的宠幸也不像文成将军、五利将军那样显赫了。从那以后，汉武帝求仙的想法也逐渐打消，因为没有人再去怂恿他了。所以说，刑赏分明，奸佞之人就会收敛。汉武帝奢侈无度却没有使国家灭亡，靠的就是这一点啊！
鬼神之事每天都在天地间流传，因为它们虚幻无形，迷惑着天下人的耳目，让人产生怀疑。建立教化的人不能强行说鬼神不存在，但其中的精妙含义又难以传承，浅薄无知的人就借此编造各种说法。佛教、道教的教义虽然有些偏颇，但它们最初的教义并没有依赖鬼神之说。然而，它们的后世流传中却过度沉迷于鬼神，违背了原本虚无寂灭的初衷。难道只有佛教、道教是这样吗？君子所倡导的正道，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被歪曲的情况。魏晋以后，佛教、道教盛行，鬼神之说依附于佛教、道教得以传播，其实这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教、道教了，而是巫术依附在佛教、道教上。东汉以前，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，道教也没有与巫术混杂，鬼神之说依附于先王的礼乐诗书来迷惑天下人。那些学识不纯正的儒生，歪曲君子之道来证实鬼神之说。所以，这些学识不纯正的儒生的荒诞言论，和佛教、道教的末流之徒没什么两样，天下那些愚昧不肖的人，凭借这些言论，使得妖邪之事从人开始兴起，并且无法平息。汉朝初期盛行符瑞之说，后来又出现谶纬之学，这些学识不纯正的儒生用这些来诱导愚昧不肖的人，让他们相信先王之道。唉！真是浅薄啊。
汉武帝大肆祭祀以求长生不老，这不过是方士和巫师的说法。儿宽是个儒生，他谈论王道的时候，慷慨激昂，毫不惭愧；但他却附会这些迷信之说，为汉武帝的封禅之举歌功颂德，与公孙卿之流相互呼应。汉武帝利用他的说法，用儒家学说来粉饰自己荒诞的行为，使得先王之道和后世佛教、道教之徒的做法没什么区别，被破坏得极其严重。等到谶纬之学盛行，更是和白莲教依托佛教来煽动叛乱的行为如出一辙。唉！儒生们率先破坏了学术的防线，引发了荒诞之风，那些有智慧的佛教、道教徒，恐怕都会嘲笑他们的狂妄和愚昧，并且轻视他们。汉朝儒生诋毁正道、迎合世俗，导致圣教衰落，他们的罪过又怎能逃脱呢！
鬼神之事，君子不能说它们不存在，但也不能向天下人明确证明它们存在。鬼神似乎存在于虚无之中，但又不是完全不存在，可又怎么能指着说它们确实存在呢！不能说它们不存在，是因为六经中隐约提到过，郊庙祭祀也蕴含着对鬼神的敬意，所以荒诞的人就借此依托。然而，天下能领会六经中的微言大义、洞察郊庙祭祀精妙含义，从而了解阴阳幽明之理的人，少之又少。实在没办法，宁愿听任佛教、道教之徒去诱导那些愚昧不肖的人，让荒诞虚妄的言论都归入佛教、道教的范畴，这样先王之道还能卓然独立，保持它的纯正。所以魏晋以后，儒生们不再谈论鬼神，到了宋朝，正道再次彰显，佛教、道教的荒诞祭祀虽然盛行，但圣道的藩篱却更加坚固，这不比之前要好吗！
治理黄河的方法，其实并不难理解，但却难以施行。盘庚说：“不要只看重财宝，要努力使百姓生活有所依靠。”古往今来，治理黄河的弊病都体现在这句话里了。中国的地形像簸箕，西边的山脉，就像是簸箕的顶部；南北两边山脉交错，一路延伸到大海，如同簸箕的两侧；中间地势低洼平坦，一直延伸到淮河、泗水之滨，就像是簸箕的腹部和底部。靠近山脉的地方，土壤湿润、黏重且坚实；地势低洼平坦的地方，土壤干燥、疏松且易碎。大概是因为高处的沙尘顺流而下，堆积得并不紧实，黄河从山中流出，流经这里，无论怎么冲击决口都不会受到阻碍，就好像黄河事先知道哪里容易流入大海，只管朝着方便的地方流去。尧帝的时候，黄河还没流出山脉就受阻，所以沿着北山山脚，夺取济水、漯水的河道流入大海，因为那里的土地坚实。因此，黄河这条河道延续了一千多年，到周定王的时候才决口，就是因为它沿着山走。大禹利用这个形势，开凿两条渠道，疏通九条河流，缓解了豫州、徐州的水患。黄河恰好顺势而流，大禹又恰好利用了这个机会，这有一定的运气成分，并不是大禹能让它万世不变的。黄河的南岸本来就比较薄弱，一天天受到侵蚀，越来越脆弱，最终必然决口，一旦决口向南流，就再也回不到北方了，就算是大禹出生在周、汉之后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！汉武帝堵塞瓠子（今河南濮阳西南）决口，能够成功堵塞，是因为决口时间不长，北面的河道还比较通畅，可以强行让黄河改道。但不到一百年，黄河就再也无法改回原来的河道了。那么梁国、楚国、淮河、泗水一带的原野，本来就是黄河必然要流经的地方，即使强行改变它的流向，最终它还是不会听从。到了宋朝，王安石还想让黄河改回向北流，真是愚蠢到了极点。
徐州、豫州、兖州南部的地区，是上天让黄河流入的地方。黄河要流入大海，必然会夺取其他河流的河道才能顺利流淌，而且不会泛滥。它所夺取的一定是大的河流，像漯水、济水、漳水，都是北方的大河。从河阴（今河南荥阳北）向东，黄河向南延伸到徐州，向北延伸到汶水，这里的水流分散，没有大的河流专门承接黄河的水流，所以黄河就随意横流，所到之处都被它侵占。不过这片土地沙质盐碱化严重，土壤贫瘠，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，也没有金银、锡矿、优质木材、竹子、桑麻等物产，而且这里的人贪图利益，心怀奸诈，狡猾的人越来越富，老实的人越来越穷，可以说是中国比较贫瘠的地方。既然黄河向南流之后就无法再向北改道，而南山的山脚，顺着汝水、蔡水向东，沿着灊山、霍山一直延伸到长江边，这些地方是黄河绝对侵蚀不到的，后世也就不用在这里治理黄河了。舍弃几个被洪水淹没的城邑，把这些地方的州县都迁移，减少当地居民的赋税，合理安排迁移百姓的产业，这对国家来说损失不大，而且治理黄河的劳役也可以永远免除了。然而，这种方法之所以行不通，是因为朝廷舍不得田赋的虚数，害怕建设新地方的暂时花费，而当地的豪强，为了保住自己的财物和田地，大声呼喊着阻挠。
孟诸（古代大泽名，在今河南商丘东北）是一片湖泽；濠州、泗州（今安徽凤阳、泗县一带）的原野，是放牧猪群的地方；为了长远的利益，就让黄河流经这些地方也无妨。所以，如果没有贪图水利的心思，黄河其实可以不用治理；如果真的想要大有作为，就顺着黄河冲击的方向，观察地势低洼的地方，多开凿渠道来分流河水，并且把堤坝全部毁掉，就算大禹重生，也不会有更好的办法了。而且一定要等到黄河泛滥的时候，黄河在徐州、泗州广阔的原野上奔腾，形成大河的气势，再趁机施工，这样就更能顺应自然，取得成效了。如果时机还不成熟，那就暂且放弃眼前的利益，不去治理黄河，慢慢等待后世的时机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汉武帝在瓠子、宣防（今河南滑县东）治理黄河，不过是几十年的表面功夫，就像一场闹剧罢了。
《旅卦》的卦象说：“先王要明辨是非，慎重地使用刑罚，不积压案件。”《离卦》象征着光明，《艮卦》象征着停止；既能明辨是非又能慎重行事，就可以停止了。但如果一味地追求明察，没完没了，就会导致案件积压多年，惊动天下，危害极大。汉武帝任用杜周为廷尉，一个案件往往要牵连逮捕几百个证人，小的案件也要牵连几十人，远的证人要从几千里外赶来受审，被逮捕审问的人多达几千甚至上万人。唉！百姓的困苦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！追根溯源，本来是想做到明察慎重。但如果不把同党都抓来，就不能彻底揭露首恶的罪行；如果没有了解情况的人，就无法分辨双方的供词；如果没有被冤枉的人出来作证，就不能洗清真正的冤屈。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，才能彰显明察慎重。可那些官员为了居功自傲，逃避错误的指责，让天下百姓都陷入了牢狱之灾，打着明察慎重的旗号积压案件，这太残酷了！
而且，证据不足的时候，判决就可能出现失误，不是轻判就是重判，这很难避免。不过，如果是轻判，那罪行往往是可疑且较轻的；就算是重判，也肯定不是那些谨慎自爱、没有一点小过错却被判处重刑的人。至于那些贪污的官吏和横行的富豪，他们已经让百姓遭受了灾祸，朝廷如果能揭露他们的罪行，百姓心里也就踏实了，何必非要让百姓到朝堂上指认才觉得痛快呢？他们从百姓那里搜刮走的财物，已经损失了，百姓也不指望能拿回来；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在遭受破坏的生活中，还有可能慢慢恢复元气。可要是再让百姓奔波千里，拖延很长时间，受到官府的追逼骚扰，在外地艰难地生活，甚至被关进监狱，遭受各种刑罚；这就好比百姓刚从毒药的危害中侥幸活下来，又被喂了更毒的药，可怜的百姓，怎么这么不幸，遇到这样“明察慎重”的执法者呢！所以，台谏的职责是根据传闻上奏弹劾，巡察的职责是查访抓捕豪强猾吏，只要事情的情况清楚，就不需要繁琐的证人，这才符合不积压案件的宗旨吧！法律细密，天下百姓却深受其害，打着明察慎重的旗号却不知适可而止，还不如不那么明察慎重呢。
治理奸邪如果过于急切，奸邪之人就会更加隐匿，盗贼尤其如此。盗贼刚被发现时，没有不惊慌失措、急忙逃窜的。在他们做盗贼的日子里，早就谋划好了一个可以藏匿的地方用来躲避。追捕得越急切，他们就藏得越隐蔽，藏匿他们的人也会因为害怕被牵连而坚决隐瞒。所以，就算是秦始皇那样的威严，也无法在张良家中抓到项伯，更何况是一个普通官员，还要依靠那些难以管束的差役呢？等到时间一长，上面追捕的力度放松了，盗贼就不能一直躲在隐蔽的地方，藏匿他们的人也会感到厌倦，不想再继续隐瞒，这时盗贼就会重新回到家乡，或者在城市里自由自在地活动，毫无顾忌，这样抓捕他们就变得像圈养的猪一样容易。那些无能的官员，哪里是担心盗贼危害百姓、祸乱国家呢？他们只是害怕因为盗贼的事情而受到责罚罢了。
汉武帝规定，对于发现盗贼却抓捕数量未达标准的，二千石以下直至小吏，相关负责的人都要被处死。这样一来，想要让官吏不隐瞒盗贼的情况、如实上报，从而杜绝盗窃行为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秦朝之所以被盗贼推翻，就是因为官吏隐瞒盗贼的情况。所以汉高祖刘邦制定的约法三章，只规定“盗窃者要抵罪”，但并没有急于求成地去追究。盗贼，是人们都厌恶的，要是让人们不敢厌恶盗贼，反而厌恶抓捕盗贼的法律，盗贼怎么能不猖獗呢？善于治理盗贼的人，不会限定抓捕的时间，不会轻易赦免盗贼，把抓到盗贼当作功劳，抓不到也不惩罚相关官吏，这样人们就会一心去抓捕盗贼，无所畏惧，盗贼又怎么会不绝迹呢？唉！君主治理无道导致盗贼兴起，就算盗贼多次被抓捕、伏法，仁德的人还是会为此感到痛心。更何况是凭借一时的愤怒，制定一些不合理的法律，从而造成盗贼越来越多、无法消除的局面呢！汉武帝的这些做法，已经有了使国家衰败的迹象，这就是其中一个表现。
善良的人做好事，并不是因为有赏赐才去做。君主用赏赐来鼓励人们做好事，有志之士就算接受了赏赐，心里也会觉得羞耻。而小人却会为了得到赏赐去伪装做好事，虚伪的风气就会滋生，赏赐也会变得越来越泛滥。社会上还流传着阴德的说法，认为这样可以鼓励天下人做好事，人们怀着做好事的目的去祈求鬼神赐福，这种世俗的风气实在是太浅薄了，简直不可救药。
阴德的说法，后来被佛教吸收，用来诱导天下那些愚昧的人，希望能制止他们作恶。然而，按照这种说法，哪怕是救活一只昆虫、施舍一碗饭，都期望能得到无穷的好处；等到人死了，发现没有什么可以祈求的福分，又把希望寄托到来世。这样做，驱使愚昧的百姓，胁迫君子，正道就会在人们心中丧失。东汉以前，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，最先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史家，王贺积阴德的故事就是例证。
王贺在追捕盗贼时，经常放走很多人。维护法律的公平是臣子的职责，不能随意歪曲；人如果没有罪，就不应该被杀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王贺却说：“我救活了上万人，后世子孙大概会兴旺吧？”他用这种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，心怀私利，王莽的奸诈，就是由王贺引发的。所以王氏家族最终灭亡，成为了万世乱贼的首领，受到历史的批判。史家却用积阴德来称赞王贺，小人只知道感恩，这种做法败坏人心、破坏风俗，演变成了佛教的荒诞言论，一直流传至今都没有停止。近代有个吴江人袁黄，用这种说法迷惑天下人，愚昧的人就被他骗了。难道他们不知道王贺怀着做好事的目的祈求上天保佑，最终却让家族灭亡的事情吗？
汉朝征发七种人（吏有罪、亡命、赘婿、贾人、故有市籍、父母有市籍、大父母有市籍）去充军攻打匈奴，法律已经很严苛了，但其中还是有端正风俗、重视农业的意图。征发有罪的官吏，是为了让官吏珍惜自己的职位，更加自爱；征发亡命之徒，是为了让犯罪的百姓主动伏法，而不是逃亡躲避；征发赘婿，是为了让百姓不离开父母，遵循阴阳纲纪；征发商人，包括曾经有市籍的、父母有市籍的、祖父母有市籍的，是因为农民辛勤耕种，商人却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财富，奴役农民，还在士大夫面前骄横跋扈，这种行为严重破坏风俗，伤害贫困弱小的人。加重对他们的劳役，就像周朝规定商人要出车、牛、马等作为赋税一样，是为了抑制商业，崇尚农业。汉朝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，虽然政治严苛残暴，但还没有忘记轻视财货利益、重视天伦、鼓励农业的道理。到了唐朝，继承了五胡十六国的蛮夷习俗，开始征调农民当兵。读杜甫《石壕吏》这首诗，真让人伤心落泪。汉朝的制度虽然不能完全效仿，但周朝的遗制，从商人那里获取军事物资，难道不是万世可行的办法吗？
情感的表达、才能的发挥，在道理上都有合适的方式。但必须有所节制，防止其走向极端，这样情感和才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正道。节制情感和才能的过度发展，这是人性的坚守。所以先王情感深厚，才能卓越，他们用这些来沟通天下人的志向，成就天下的大事，一切都顺应正道。汉武帝说：“我如果不改变制度，后世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则；如果不出兵征伐，天下就不会安宁；但这样做不得不让百姓受苦。要是后世还像我这样做，那就是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。”有这样的想法，说出这样的话，难道不是很贤明吗？以告诫后世为情感出发点，确立大法、严守大的原则作为才能的体现，这是成就大事的人都不能忽视的。然而，汉武帝最终还是丧失了德行，使天下陷入危险，这是因为他凭借才能肆意行事，不加选择，情感冲动，导致行为放纵。因为这些，他开始羡慕神仙，修建宫殿，奢侈地出游，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资本为所欲为，不会有什么危害；但淫逸奢侈、迷信巫术的风气，却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开来。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他的才能没有受到正道的约束，忘记了要在正道的规范内施展才能，情感也没有得到人性的约束，不知道用本性来安定情感。他天生在某些方面有长处，但也必然存在短处。当他尊崇儒术、访求正道的时候，董仲舒、儿宽这些人，谈论道和人性，也只是停留在表面，没有领悟其中的精髓，无法提醒汉武帝弥补不足，引导他深入思考，让他能自得其乐地顺应天性。
即便如此，汉武帝能有这样的认识，所以昭帝和霍光继承他的皇位和权力后，可以推行宽大的政策，而不用担心被指责改变治国之道。宋神宗却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司马光因此遭受三年改政的指责，还被小人当作借口，用来打着继承先帝遗志的旗号谋取私利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汉武帝说出这样的话，还是很贤明的！
刘屈氂攻打戾太子，并不是真的像周公诛杀管叔、蔡叔那样，是为了维护大义。汉武帝说：“丞相没有周公的风范。”这句话说得比较委婉，并没有严厉督促刘屈氂的意思，其实完全可以用大义来责备太子，然后慢慢化解危机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但刘屈氂却一定要和太子死战，他这样做其实是想为昌邑王谋取皇位。太子被杀后，昌邑王就会按顺序继承皇位，这是路人都能看出来的。刘屈氂勾结李广利，为了姻亲关系，扶持庶子刘髆，他的奸恶之心，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。然而，刘屈氂很快就被诛杀，奸人残害天性，妄图谋取不该得到的东西，最终都难以幸免。但仔细想想，是谁让像刘屈氂这样阴险的人做丞相的呢？就是汉武帝过分宠爱姬妾，重用李广利，还让他们在身边影响自己。君主用人只听信亲近之人的意见，最终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，真是可悲啊！
司马迁怀着私心编写史书，班固指责他不忠诚，这是很恰当的。李陵投降匈奴，他的罪过很明显，无法掩饰。有人说他孤军对抗匈奴，没有后援，可他率领五千步兵出塞，是他自己炫耀武力，并不是汉武帝强迫他出征，他无法推脱。李陵的家族被灭，他却把责任推给李绪；后来李广利征讨匈奴，李陵率领三万多骑兵追击汉军，转战九天，难道他又要把责任推给李绪吗？如果说李陵受单于的控制，不得不追击汉军，匈奴难道就没有可信之人了吗？要是李陵有二心，单于又怎么会信任他，还交给他重兵，让他深入汉朝边境与汉军对峙呢！司马迁极力为李陵开脱，好像怎么都不够，还不停地称赞李广，以此来宣扬他们家族的功绩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充斥着为私利而违背公正的言论，怎么能让人相信呢？
作为将领却投降敌人，投降后还为敌人卖命作战，即使想要洗刷自己的污点，可就像白色的丝绸染上了黑色，再也无法变白，大节已经丧失，其他方面也就无从谈起了。关羽后来回到刘备身边，这是他的幸运；假如在白马之战中，关羽不敌颜良而战死，那他最终就会成为一个背叛旧主、侍奉仇人的匹夫，又怎么能辩解呢？李陵说：“我想找机会报答汉朝。”这不过是在苏武面前感到羞愧，给自己找的借口罢了。他背叛汉朝的事实，可不是司马迁能掩盖的。
忠诚和奸邪其实很容易分辨，但当人们的内心和行为相互猜疑时，身处其中的人就容易产生疑惑。汉武帝托孤的三个人当中，上官桀是叛乱的主谋，他和霍光、金日磾的差别，就像黑色和白色一样分明。从他们得到汉武帝赏识的行为来看，他们的行为和内心就很清楚了。霍光进出宫殿，举止进退都有固定的礼仪规范；金日磾在汉武帝身边几十年，目光都不随意乱看；他们并不是为了迎合汉武帝的喜好才这样做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更加端正，坚守自己的操守。上官桀为马瘦的事情辩解时说：“我听说皇上身体不适，日夜担忧害怕，心思根本不在马身上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就哭了起来。上官桀并不是能与国家同甘共苦的大臣，他担任厩令，职责就是管好马匹，他哭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谨慎行事、洁身自好的，是君子一类的人；用谄媚的方式讨好别人的，是小人一类的人。君子有自己的原则，所以即使面对天下大事，也知道不能失去自我；小人害怕获罪，一心想要得到宠幸，迎合别人的喜怒哀乐，却忘记了自己的本分。从这些方面仔细审视，忠诚和奸邪是不会混淆的。
因为我是子女，所以要尽孝；因为我是臣子，所以要尽忠。人有七尺之躯，耳目长在身上，而心在身体里面，忠臣孝子，并不是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去侍奉君主和父母，而是践行内心的道德准则。霍光和金日磾天性就比较接近这种道德准则，只是没有学习过相关的知识罢了，上官桀又怎么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呢？汉武帝用对待霍光、金日磾的方式对待上官桀，这说明他既不了解上官桀，也不了解霍光和金日磾。了解一个人很难，就是因为人们往往用自己的标准去看待别人，而不是从对方自身的行为和操守去判断。
更新时间：2025-03-13 20:30: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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